十年试点，终成制度。
25日，《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议》正式发布，被称为社保“第六险”的长护险，从地方探索正式走向全国推开。
0.3%的费率，到底贵不贵？谁能享受？怎么享受？围绕公众最关心的十个核心问题，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浙江财经大学教授戴卫东。
为什么费率定为0.3%？
一问：大家很关心钱的问题。长护险实行的是“费率制”，这和城乡居民医保、养老的“定额制”有什么不同？优点在哪里？
戴卫东：费率制的核心是“量能筹资”。职工个人缴费基数为本人工资收入，未就业城乡居民的缴费基数是上年度当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，费率是固定的（比如0.3%），但基数在涨。这样缴费额会随着收入水平自然增长，避免了定额缴费年年涨、老百姓意见大的问题。
各地收入水平不同，缴费额自然有差异。比如海南居民收入低，缴得少；浙江居民收入高，缴得多。这很公平，因为服务成本也不一样。譬如，在浙江上门服务一小时可能100元左右或以上，在海南可能就50元或以下。所以，我们不能只看缴费额的绝对差距，而要看它是否解决了当地失能人员的服务保障问题。
二问：为什么费率定为0.3%？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？
戴卫东：0.3%的费率是经过十年试点数据测算得出的。长护险针对的是失能这一小概率事件，失能率大约在3%左右，这意味着它不是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的保障。正因为是小概率事件，费率才能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。这个费率与工伤保险的低风险行业缴费率相当，是最低的社会保险费率之一，充分考虑了各方承受能力。
三问：那长护险的筹资会不会增加企业和个人的负担？
戴卫东：这个问题要辩证看。从国际经验看，德国和日本都是在经济不景气时建立长护险的，它本身是应对社会危机的制度安排，这说明这项制度本身就是在有限资源下解决社会痛点的务实选择。0.3%的费率，换来的是一份不拖累失能人员家庭的底气。
目前，很多试点地区确实是从医保基金里划转，企业缴费部分从医保统筹账户出，个人从医保个人账户出，没有额外增加现金负担。但这只是权宜之计。接下来，长护险要作为独立的“第六险”，必须建立独立的筹资渠道，否则长期“吃”医保的饭，医保基金压力很大。这并不意味着负担会加重，而是资源要重新整合。现在民政、残联等部门也有针对失能老人的各种补贴，这些资金如果能整合进长护险，就能发挥更大效用。
社保“第六险”新在哪里？
四问：长护险被称为社保“第六险”，它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，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？它要应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风险？
戴卫东：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“风险”二字。保险存在的前提就是有风险。无风险，无保险。
养老保险解决的是劳动者退出劳动领域后的收入风险。譬如，你工作月入一万，退休后可能只有五六千或者更低，生活质量面临下降。医疗保险解决的是健康风险，是“治病救人”，患者的疾病是急性的、可转归的，由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在医院内提供高精尖的医疗护理服务。
而长护险，要应对的是“失能风险”，也就是人们因为年老、疾病或伤残，导致生活自理能力丧失或部分丧失的风险。这不是一个健康问题，而是一个功能性问题，失能状态一般情况下不可转归。因此，长护险的目的不是治病，而是提高生活质量，维护生命尊严。
五问：很多人会把“长期护理”和“医疗护理”搞混，长护险提供的“照护”和医保覆盖的“护理”到底有什么不同？
戴卫东：医疗保险覆盖的“护理”是专业护理（Nursing care），由医生下医嘱，由护士执行，解决的是病人住院期间的疾病治疗问题。病人康复后，通常需要在医保管理规定的疗程内出院。
而长护险提供的长期护理是“基本生活照料”和“基础医疗护理”。基础医疗护理不是高精尖的，而是针对慢性病、院后/术后康复护理的常见服务，比如气管插管、导尿管、切口护理等，这些在基层医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专业机构上门就能完成。“两基”服务的提供者不仅是专业护士，而且还包括家庭成员、社区志愿者等“非正式照顾者”，以及经过培训的养老护理员、长期照护师。
在医院里产生的服务，归医保；在社区、家里产生的服务，归长护险，这是责任边界。现在很多基层医院、社区医院也在转型，他们抢不过三甲医院的“高精尖”业务，就回归到提供这些基础护理服务，甚至上门服务，这正好是长护险可以覆盖的领域。
六问：长护险在制度设计上注重“城乡统筹”，这与其他社保制度不同，是一种先进性吗？
戴卫东：是的。长护险是一个“新出生”的制度，它没有历史包袱，可以一步到位，按照新规则设计。它不再像基本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那样，延续过去城乡二元分割的旧格局，而是统一覆盖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。这是很大的进步。
职工和居民的待遇当然会有差异，但这是“形式上的不平等，实质上的公平”。职工缴费高，待遇高；居民缴费低，待遇低。社会保险是“共同保险”，强调权利与义务对等。如果把待遇强行拉平，反而是对高缴费人群的不公平。
七问：长护险的受益人群是按年龄划分吗？比如只覆盖老年人？
戴卫东：绝对不是按年龄。长护险的“守门人”是失能等级评估。无论你是老人、中青年，还是孩子，只要因为疾病、伤残等原因，经过专业评估，达到规定的失能等级，就可以成为受益人。当然，因为人口老龄化，老年人是主体，但年轻人因意外、罕见病导致失能，同样在覆盖范围内。
去年9月，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全国统一的36项服务包，这就是在建立规则和标准。以前是“杂牌部队”，譬如上海自定一套标准，浙江用另一套，现在要变成“正规军”，全国一把尺。这是长护险走向规范化的基石。
全国推开有哪些挑战？
八问：除了筹资，长护险落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
戴卫东：我最担心的，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“服务”的问题。钱可以想办法，但服务供给体系跟不上，钱就花不出去，或者花不出好效果。
首先是一线护理人员的专业化。全国有执照的养老护理员才30万左右，长期照护师职业刚起步。按照国际标准，1名护理员照护3–4名重度失能人员，我国1200万重度失能人员至少需要300万护理员。现在干这行的，多是四五十岁、来自农村的阿姨大叔，专业素养参差不齐。我们不能把家政工当养老护理员用，家政工主要给老人擦桌子、洗衣做饭，和专业的失能护理，比如用药、翻身、心理慰藉等，完全是两码事。
其次是护理服务人员的职业化。要让年轻人愿意干，就必须有职业晋升通道、有体面的薪酬。要让他们的收入不低于当地服务业的平均工资水平，而不是当地最低工资标准。浙江有政策，本科生到公办养老院工作满五年，返还大学四年学费，这就是很好的探索。
九问：全国即将统一推开，您认为各地在落地过程中，最需要做好哪些工作？
戴卫东：我认为有四点。第一，做好新老制度的衔接。很多地方已经有试点，有的是国家试点，有的是自己搞的试点。全国统一推开后，这些老制度和新制度如何平稳过渡，避免造成受益人群之间的不公平和不稳定，这是头等大事。
第二，政府部门要协同推进。长护险虽然由医保部门负责，但其服务体系涉及民政、卫健、残联、人社、财政、公安等部门，如果这些职能部门之间没有协调好各自的责任边界，做不到共同推进，那么最终结果就只能是“有保险，无服务”，这偏离了长护险制度的“初心”。
第三，正确看待筹资问题。不要过度恐慌于筹资。长护险费率很低，与工伤保险相当。除了个人缴费，还有福彩基金、慈善捐赠，甚至可以考虑国有股划拨等多种渠道。筹资是短期问题，关键在于用好钱。
第四，也是最核心的，是构建服务供给体系。这比筹资更紧迫。要大力发展以民营机构为主体的服务供给，政府做好标准制定和数智化监管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把护理人员的专业化、职业化作为“一号工程”来抓。没有一支稳定的、专业的护理队伍，长护险就是无源之水。
十问：站在普通人的角度，我们该如何理解长护险的价值？
戴卫东：理解长护险，需要把握“代际责任转移”这一核心理念。今天年轻人交的钱，不是为自己今天服务，而是为今天的失能老人服务；等将来自己老了、万一失能时，再由下一代人来承担。这不是一个即期就能享受的保障，而是代际之间的责任交替。
医保治的是病，长护护的是人。0.3%的费率，“大众参保，小众受益”，困难家庭缴费由财政兜底。在家庭小型化和慢性病高发的今天，长护险能为失能家庭托起一份尊严，为千万人免除“一人失能，全家失衡”的后顾之忧。
(本文来自第一财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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